季涛

       中国早在二三千年前就已经有了当铺。典当最早叫做“质”，东汉时代的《说文解字》中，对“质”的解释是“以物相赘”，对“赘”的解释是“以物质钱”。西汉刘歆的《西京杂记》中就有典当的描述，《后汉书·刘虞传》是“典当”二字最早出现的史册。

进入南北朝之后，典当业更加发达和繁荣。南北朝是一个崇尚宗教的时代。寺院除拥有无数田产和大量农奴，再加上皇家的赏赐和社会各界的捐赠，一时之间成为财富最为聚集的地方。所以有“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之说。寺院本身作为宗教机构，慈善为本，这些财富之所以能聚集，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寺院有扶危救困的责任。寺院设立叫做“质库”的典当行，常常是为了发放贷款，以救济民众。

       进入盛唐之后，工商业得到长足发展，寺院经营的典当业更加繁荣。唐中后期的灭佛运动严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典当行摆脱了寺院的垄断，逐渐社会化，由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为核心的金融行业。在当时200多个商业行业中，最大的行业就是典当业，甚至连政府也涉足其中，以公款（“官本”）开办典当行。唐代的典当也被称为“僦柜”。安史之乱后，国库空虚，政府不得不向民间借贷。“德宗建中三年，又括僦柜钱”。从唐朝开始，典当业的发展已经介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杜甫写诗“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白居易写诗“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

       宋朝达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巅峰状态，无论是政治、科技还是经济、文化，都是空前绝后的。在《清明上河图》中，就画有一处挂着当铺招牌的典当行。南宋政府进一步加大对经济的促进力度，高宗下诏：凡开设典当者得授以朝奉郎官衔，跻身仕版，并免除捐税徭役。“朝奉”从此便成为人们对典当从业者的尊称。

       此时的典当行大致有三类：官府典当、私人典当和寺庙典当。当铺一般竖有高墙，门大，门外标一个大大的“當”字，店堂柜台一般高约四尺，高于典当户，故后者需要高高举起抵押品，呈给柜台后的接待员，所以接待员也被称作“朝奉”。在大门与柜台之间，会横上一块木板，称为“遮羞板”。另有“票台”，“折货床”，以进行货物交接手续。当金一般不足抵押品的一半，利率一般月息2-3分，有时甚至高达6分以上。到期无力赎回时，抵押品便会被没收，称为“死当”。没收之物由典当行自行出售、处置，可赢高利，曰“作利”。典当业有句行话，叫做“当半价”。任何东西拿进典当铺只值原价的一半。正如《金瓶梅》书中写的那样，“一副金头面、一柄镀金钩子，价值七八十两银子，结果只当了三十两银子。”   

       有些情况下，典当物不过是原价的20%—30%。尽管当价很低，赎当的利息却高的惊人。通常，当铺的伙计看人行事：凡是穿着姣好，或者有点气派的人前来典当，可以付给较多的钱，因为这类人一般可以赎回当物，当价越高，所得的利息越多。若是贫苦大众前来典当，就尽量压低当价，因为他们很少可能赎回当物，这样就可以在当物期满变卖时得一笔高利。

当铺遇到金银珠宝，当时既要看当物的价值，还要看物的真假、成色，必须明白当物的产地、制造；对于衣服织品，还要明白规格质量、产地档次；古玩字画，则要求更严格。因此，当铺中“掌头柜”的，一定要有丰富的知识，高超的鉴别能力，细致的工作态度，稍不慎，便上当受骗。

       明朝时，有的典当行用小秤将成色差的银子借贷给当物人，而在赎回时又用大秤要求支付足色银子。除了挣高利之外，付给典当户当钱时，还要扣除所谓的“存箱费”，“栈租”等，其实就是保管费。

       乾隆初年，江浙、安徽一带的典当行曾与商人相互勾结，大搞粮食投机。即商人每到秋收粮贱时，便以较低的买入价收购大量谷米，然后转手以较高的卖出价当给典当行，取得质钱后再去买粮。而典当行则得以先利用当金折扣赚取差价，再将收当的粮食囤积起来，待到青黄不接之际、商人未赎之时，高价抛售。

       古代的典当与今天银行的抵押贷款很像，只不过质押物品范围更广。当然，许多当铺也有“三不当”，神袍戏衣不当，旗锣伞扇不当，低潮手饰不当。“神袍戏衣不当”，防的还是那些死人的寿衣、殓服。“旗锣伞扇不当”“低潮手饰不当”，主要的还是指那些拿琐物来没事找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