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师曾与湖州籍艺术家交游考

       众拍网最新拍卖信息、艺术品拍卖信息，二〇一六年十一月，“朽者不朽：陈师曾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特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影响非同寻常。特展不但“委实将民国书画展掀起了一个高潮”，也使一位曾在二十世纪初被梁启超称赞为“中国现代美术第一人”的陈师曾先生之名再度擦亮。

　　陈师曾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贡献是多方位的，学者朱中原说“陈师曾的地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美术和美术史，而是整个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和社会界，涉及有关‘美’和美术的本体问题”。齐白石生前在《口述自传》中曾说“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得交陈师曾做朋友，也是我一生可纪念的事。”

　　吴昌硕(1844——1927)

　　而此次画展大气、悲壮的名称“朽者不朽”，则是他的老师、浙江湖州安吉人、一代宗师吴昌硕(一八四四——一九二七)所题。朽者，是陈的别号;不朽，指的是他的人品、艺品。知人论艺，评价至为精当。对吴昌硕的评价，也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普遍认可。

　　民国画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陈师曾(1876——1923)

　　陈师曾(一八七六——一九二三)，又名衡恪，号朽道人、槐堂，江西义宁人(今江西省修水县)。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历史学家陈寅恪之兄。曾留学日本，攻读博物学。归国后从事美术教育工作。一九一三年到北京，次年任教育部编审，之后历任北京各大学教授，是吴昌硕之后革新文人画的重要代表。在文人画遭到“美术革命”冲击之时，陈师曾高度肯定文人画之价值，擅诗文、书法，尤长于绘画、篆刻。其山水画在承袭明代沈周，清代石涛技法的基础之上，注重师法造化，从自然景观中汲取创作灵感;写意花鸟画近学吴昌硕，远宗明人徐渭、陈淳等大写意笔法，画风雄厚爽健，富有情趣;人物画意笔勾描，注重神韵，带有速写和漫画的纪实性;风俗画多描绘底层人物，如收破烂者、吹鼓手、拉骆驼、说书、喇嘛、卖糖葫芦者、磨刀人，等等。著有《中国绘画史》《中国文人画之研究》《染苍室印存》等。

　　陈师曾 梅竹

　　浙江北部的湖州，是一座有着二千三百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环太湖地区唯一因湖得名的江南城市。景色旖旎、民风淳厚、物产丰富、人文荟萃，历来被誉为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化之邦。作为“文房四宝”之首——湖笔的诞生地，湖州书画历史悠久，渊源深厚，享有“中国书画史，半部在湖州”的雅誉，历史上曾哺育或吸引了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米芾、赵孟、吴昌硕、沈尹默、费新我等一大批书画大家，谱写了璀璨的书画文化。

　　在近代，无论是海派还是京津画派，才俊辈出的湖州，又走出了一批杰出者，在上海与北京南北两个舞台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其中，有数位艺术家或文人，曾先后与辗转沪京的“弄潮”代表人物陈师曾发生着联系，或收纳为弟子，或携手共组书画社团，或与其切磋砥砺、笔墨酬唱，或私淑接续其艺脉，或与其保持着学兄学弟的相系情谊……如此一起共襄艺事，齐同践行，丰富着近代艺术的天地，也重塑“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民族文化之大义。

　　“在民国初的画坛上，陈师曾是位天之骄子，尤其对北京美术界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对美术史论的建树、美术创新的探索，美术教育的提倡，画会画社的组织，中外美术的交流等方面，堪称独步。梁启超认为：‘陈师曾是现代美术界可称第一人。’萧谦中说：‘近代画家才气最高者，莫过师曾。’陈师曾不投趋时尚，不人云亦云，严肃的治学态度，潜心于弘扬中国画的发展，其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陈师曾不同流俗，画吾自画，集诗、书、画、印和新知识素养为一身，来自于他的深厚家学、禀赋与好学，他到日本留学的眼界开阔，也离不开他的师承，特别是他的金石写意之风，与吴昌硕的指导有必然的联系。

　　一九〇九年夏，三十四岁的陈师曾从日本回到中国。初在江西任教育司长，第二年应张謇之邀到江苏南通师范学校教授博物学。其时，习艺不辍的他，居于南通城东一村墅，曰通明宫。他经常到南通市内的 “翰墨林”会友、作画、论艺。“翰墨林”主人李苦李是海派巨匠吴昌硕的弟子，当时以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在画坛影响如日中天。对吴昌硕书画篆刻艺术早已心向往之的陈师曾，遂与李苦李一起常去上海。通过李苦李的介绍，他得以拜识吴昌硕。后拜吴为师，得到了吴昌硕的亲授，由此艺事大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面貌。吴昌硕对这位后起之秀也是赞许有加，他说：“师曾老弟，以极雄丽之笔，郁为古拙块垒之趣，诗与书画下笔纯如。”可谓知人之言。

　　吴昌硕对陈师曾的影响主要在篆刻、书法方面。“陈师曾在南通创作了不少篆书、石鼓文、楷书、隶书作品，并有不少篆刻，想必多为吴氏指点的结晶。”陈师曾师从吴昌硕时间虽然较短，但他对这段师生之谊一直未曾忘怀。一九一三年八月，吴昌硕七十大寿，陈师曾特地为之作《山居图》以贺;一九二二年立秋日，还为吴师作《花鸟图》。同年，陈师曾居上海月余，与吴昌硕等文宴过从。在此之前的一九二一年，陈师曾作《题画寄怀吴缶老》诗，表达对老师的景仰深情：

　　万物皆刍狗，千山有卧龙。

　　不才天地闭，充隐古今同。

　　问道青苔滑，谈经白鹤。

　　是非二耳听，莫扰大聋翁。

　　(吴昌硕曾作印曰“二耳之听”，边款云：“一耳之听不若二耳之听也”。)

　　陈师曾曾治印“染仓室”，取“染仓室”为堂号以示敬仰，表达着对老师的极重推崇。

　　著名翻译家、美术史论家傅雷先生曾在评论陈师曾和吴昌硕时说：“这两位在把中国绘画从画院派的颓废风气中挽救出来这一点上，曾尽了值得赞颂的功劳。”

　　一九一三年，陈师曾到北京后，把以赵之谦(一八二九——一八八四)，吴昌硕为杰出代表的“金石画风”从上海伸延到北京，并促使齐白石“衰年变法”，成为与吴昌硕齐名的写意大师。

　　“金石画风”是清代“朴学”思潮的衍生物，是乾坤和嘉庆年间“考据学”盛行之下，“碑学”运动的成果被引入绘画领域而形成的新传统、新画风。这一新传统被所谓诗、书、画“三绝”发展到诗、书、画、印“四全”;这一新画风，是由于融合“碑学”古拙雄强的书法笔意入画，一扫“帖学”书法影响下绘画用笔流宕柔媚的主流审美倾向;同时，由于篆刻艺术成为绘画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及钟印学理论的引入，不仅增加了绘画的金石趣味，也增多了画面各种形式色彩的对比因素，强化了传统绘画的“视觉”感染力。自十八世纪以来，“金石画风”在江南一带渐成气候，到了赵之谦、吴昌硕更得到广泛承认。

　　在陈师曾逝世后，当年《湖社月刊》刊出的一篇文字，极好地状述了吴昌硕陈师曾师徒二人的艺术相应与在南北及至日本的影响，堪为佳话：

　　“陈先生，我国有名之艺术家也。前数年飘然长逝，举国悼之。吴缶老在我国艺林，颐年硕望。久为各界所景仰。不幸于前数日因中风不起，艺林之大憾。吴缶老作画，专工花卉。陶铸㧑叔雪个，自成一家。师曾则融合白阳清湘，更辅以充沛之气。缶老精篆刻，其作品远追秦汉，近与悲庵相媲美。师曾之刻印，间也取法秦汉，而一种书卷气，乃其笔端之特长。缶老精通书法，其临石鼓，识者皆争先珍致。师曾之书法，则通籀篆汉隶八分北魏，信乎两先生之艺，允堪为后生楷则也。不特此也。

　　两先生之文采风流，虽东瀛远方之人，皆知爱慕。……前载东京复开会，敦劝缶老往游。缶老以年迈不堪长途之跋涉，未能果行。日人失望，不可言状。二先生一居京华，一则逍遥沪滨。相隔迢迢，而其生平事迹，大体相类。吾知缶老门下士，与槐堂弟子，其悲感当与余同也。或曰，缶老之画，剑拨弩张;师曾之山水，如峻坂驽马，得无为瑜之玷，曰不然，书画之气度。”

　　著名画家潘天寿曾评价陈师曾“天赋高，人品好，学识渊博，国学基础深厚，金石书画无所不能，可惜死得太早，否则，他的艺术成就定在吴昌硕之上”。历史虽然不能假设，我们也不能确定他若活得长“艺术成就定在吴昌硕之上”，但他对吴昌硕先生的敬仰、吸收老师指点并在北京进一步发扬光大“金石书画”艺术，是有目共睹的。这即是对恩师的某种“致敬”、“回报”，更是时代之文化使命赋予他的“必须”与“必然”，而他却确是演绎弘扬得极为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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