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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版本鉴定要点

来源: 众拍网   发布时间: 2018-03-08 11:18:58 点击量:

  所谓古籍,最简明的诠释就是指中国古代的典籍、载籍、书籍。在书史研究者看来,不是有文字者皆成书。所谓书籍是指以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扬主张等为目的,经过编纂或创作,书写、刻、印在一定形式材料上的著作物。书籍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产品,它既具有一般社会产品的物质形态,又有一般物质产品不具备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具备两种形态。所以有人说,书籍是物化了的思维,凝固了的意识。这话是有道理的。五千年中华文明之所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绵延不断,博大精深,主要是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很早就产生了书籍,没有书籍,人类社会是不可想象的。英国波普尔说过:“假如世界毁灭了,只要书籍还存在,这个世界仍有重建的希望。”可见书对文明的弘扬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那么,中国书籍到底产生在我国历史上的什么时期?下面我们就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西汉孔安国古文《尚书·序》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并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zhuān)顼(xū)、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意谓远在三皇五帝时期就有了《三坟》、《五典》这类的正规书籍,这恐怕不大可信。

  《尚书·多士篇》曰:“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说的是洛阳之城既已建成,要将原殷朝士大夫中一些“心不则德义之经”的顽民迁移到靠近王都的地方,以便对他们进行教化和防范。而这些顽固的殷民不满意,有怨言,于是周公(姬旦,文王子,武王弟,辅成王)出来训话,我想你们自己应该知道,往昔你们的先人就有册书典籍,那些册书典籍中讲到了殷革夏命时,也曾迁徙夏代的顽民,现在要做的不过是你们先人已做过的事情,你们应该案省而知之。意思是说,殷革夏命之后已有了册书典籍,用以记载类乎迁移顽民这类的大事。可信不可信,也不敢断言,但毕竟这是《尚书》里面的原话,可以启发我们思考。这是纪元前16世纪发生的事情,我们也不妨将其看成中国典籍产生的时代上限。我们还可以找出一条时代下限,用以回答中国书籍在什么时代以前必已产生。

  众所周知,孔子是春秋后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哲人、圣人。他高举“有教无类”的旗帜登上历史舞台,扭转了长期“学在官府”的知识垄断局面,开辟了“学在四夷”的广阔天地。他为了编写教材以教学生,曾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tuàn)、繫(xì)、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又说:“孔子之时,周室衰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又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以备王道,成六艺。”又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所有这些记载,表明在孔老夫子之前,《易》、《书》、《诗》、《礼》、《乐》、《春秋》等书早已产生传世,他只不过是加以传注、删削、整理,最终形成了六艺。表明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以前,六艺这类的正规书籍已经产生,否则他就无从整理了。

  殷革夏命在公元前16世纪,孔老夫子生活的时代在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的春秋末期。据此,我们把中国典籍产生的时代锁定在公元前16至前5世纪这1100多年中,也就是距今3600年至2500年前这段历史跨度内,中国陆续产生了六部正规的典籍。比起所谓3000年前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经典、5000年前埃及象形文字《死灵书》要丰富得多、正规得多、深刻得多。比起1200年前希伯莱文木板礼书,那就更早得多、丰富得多。进入战国,私人著述不断涌现,论辩方面的诸子百家、医学医药方面的《内经》、《本草》、文学作品屈原的长诗《离骚》、天文学著作甘德与石申的《甘石星经》等,都是战国时期的代表作。这即是说在2200至2500年前,中国的书籍创作已进入了兴盛期。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以前所出现的这些书,是书写在什么载体,或者说是用什么材料制作而成呢?比孔子生活的时代稍晚,战国初期的墨翟(约前468——前376)回答了这个问题。《墨子·贵义》篇中说,古圣贤王为了将他们的治世之道传遗后世子孙,以便后世子孙有所遵循,有所仿效,就将他们的治世之道“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这里的所谓“书之竹帛”,指的就是将记载先王之道的文字书写在竹简上或缣(jiān)帛上。所谓“镂之金石”,指的就是将记载先王之道的文字雕镂在金属器皿或镌刻在石质材料上。所谓“琢之盘盂”,指的就是将记载先王之道的文字雕琢在盘、盂这类器皿上。故墨翟在《墨子·尚贤》篇中又说:“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墨子·天志》篇中还说:“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不止此而已,镂之金石,琢之盘盂……;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罪者也,不止此而已,又书其事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墨子·明鬼》篇中还说:“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墨翟在《墨子·兼爱》篇中说:“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这虽是墨翟站在他生活的时代追述从前、描绘当世,但他这种深刻的总结,未尝不是对纸书出现以前中国书籍制作材料的高度概括。汉代王充《论衡·量知篇》也说:“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又说:“断木为椠,⌈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夫竹木,麤(cū)苴(jū)之物也,雕琢刻削,乃成为器用。况人含天地之性为贵者乎!”进一步证明了上述墨子所说“书于竹帛”的可靠性。后世出土的大量竹木简书及若干帛书,更以实物资格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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